廢除聖俗之分
構建平信徒神學[1]
第一卷
保羅·史蒂文斯 著
孫霄羽 譯
「我從來只是一個所謂普通塵俗的平信徒（layman，laicus）」。——約翰·加爾文[2]
理論上講，我也是“所謂的”平信徒——即未受按立的人。我承認，這個書名富有爭議。我有我的理由：坦率地說，如今的教會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明白，所謂“塵俗與聖職之分”已被廢去！如今的教會並不明白宣認以下經文的含義——“我們是他的民”——即上主合一的子民，以及“（我們）也是他草場的羊”——草場即整個世界（詩100:3）。新約把革命性的真理教導給我們——上帝的子民如今已脫離二元身份對立的舊盟約，從而進入了新盟約之下生活和工作。此外，在使徒行傳第2章中，聖靈精妙地澆灌在耶穌的第一批信徒身上，使他們所有人成為祭司、先知和君王，而非舊約之下那樣只有個別“少數受揀選”的人才能成為這些角色。被聖靈澆灌的子民，就是天國所有信徒組成的祭司群體，所有信徒組成的先知群體，以及所有信徒形成的聖明君王之治。儘管如此，我們日常的生活、工作和服事卻仍然好像基督以及聖靈並未臨到所有信徒一樣。我們仿佛仍在舊約之下生活、工作。
事實上，正如我在第四章的註腳裡所說，這個標題並非原創。它最早是貴格會哲學家愛爾頓·楚布拉德（Elton Trueblood）在1935年一篇教堂演講中所創，收錄於他第一部著作《屬靈宗教的本質》（1936）。這個標題比我還大一歲，而我生長在一間亟需得其解放的教會。應該更確切地說：我的教會需要“廢除聖俗之分”。這就是這個標題至關重要的原因。
我會在下一章之中說明，受主啟示的使徒從不曾用希臘語中普遍指稱“平（俗家）信徒”和“普通人”的兩個詞（idiotes 和 laikoi）來描述一個基督徒。相反，他們用“laos”——“上帝的合一子民”來描述基督徒。
職場神學家還是平信徒神學家？
這些年來，我成為了一名職場神學家。這個頭銜聽上去有些費解，然而它是一個有故事的頭銜。我當時去希臘的阿索斯山獨自朝聖，那是一個對所有女性封閉的修道半島，就連母狗都不得入內！我挨個拜訪當地的修道院，沒想到與一間修道院的希臘神學客座宗師——達米安神父建立了美好的友誼。他問起我在溫哥華維真學院教哪門課。我回答：“職場神學”。“那是什麼？”他反問。我回應說，職場神學就是使基督信仰與世上的工作結合——從家務、商業、貿易到技術專職在內的各行各業。達米安思索片刻之後回答：“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當了修道士。”於是，我進一步給他解釋了這種結合不單可能，而且十分美好。其實，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成為了職場神學家。
我這場旅程始於我被基督征服不久的時候。當時，我受新約有關上帝全體子民的事奉的教導啟發。因此，我火熱地投入了解放平信徒的工作中，不斷寫作、教課、宣傳、示範。我為這一真理努力了好幾十年，卻收效甚微。倫敦當代基督教研究所（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一位員工在一篇耐人尋味的論文中就此話題提出了重要的主張。這個研究所是我創立的職場轉化學院（Institute for Marketplace Transformation）的前輩。那位員工評論說：正是平信徒運動的失敗導致了“在工作中活出信仰”這場全球運動的興起！簡單來說，因為教會未能廢去“聖俗之分”這一概念，朝九晚五（或朝九晚八）工作的人們才開始意識到：（1）他們在世上做的也是上帝的工作，（2）他們也在職場上參與上帝的宣教使命——職場既是宣教工場，也是使命本身；（3）即便教會在主日的聚會生活中“意識不到”這一點，上帝的子民仍然可以在聚會散去後的生活中全力以赴地投入上帝的事工、服事和宣教。奇怪的是，這正是我自己的故事。
在耶穌征服我之後不久，儘管那時我還只是“准基督徒”，我卻在自己組辦的一次禱告退休會上感到主呼召我進入“真正的”事奉。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那虔誠的牧師，但是就連他也無法肯定地對我說：上帝確實呼召自己家裡的每個人進入教會事工。他也無法向我確認一個事實：我想要“全時間侍奉上帝”並不意味著我需要成為一名牧師或者宣教士。因此，我信主十天以後，就立即把大學專業從歷史和地理換成了神學預科。請留意，我對自己一生的旅程無怨無悔——不管是漫長的牧師生涯，在俗世做木匠和企業主的那十年，還是在神學院當教授的漫長三十年，乃至如今擔任職場轉化學院的創辦者和開發者的所謂“退休”歲月。職場轉化學院（IMT）是一個已擴展至5個地區——臺灣、香港、韓國、東南亞和北美的全球運動。然而，我與基督同行的旅途正是以職場神學作為奠基石的。
在麥克馬斯特大學攻讀本科的第二年，我遇到了以弗所書4 ：11-12 的原文。保羅在書中說，上帝把負責教導的牧師賜給教會，並不是讓他們自己作為孤立的、特別的神職人員來做事工，而是為了造就“聖徒”（聖經中一個很好的詞，指上帝的全體子民）來做他們當做的事工。而“聖徒”的事工既在教會中也在（教會外的）世界上，但主要是在世界上。在以弗所書4：8-10 中，基督大能地屈尊受死、下陰間、復活，然後升天，借著聖靈把自己傾倒澆灌出來，不僅僅只是為了讓上帝的榮耀“充滿教會”，更是要使其 “充滿萬有”。“萬有”是上帝大多數子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這次經歷對我來說好比保羅的大馬士革之路。我能清楚地回憶起，當我做出這個發現時，我正坐在哪個房間的哪把椅子上。我至今仍在努力解開這個發現其中的含義。
於是我在1985 年寫了第一本書《解放平信徒》。順便一提，我很驚訝上帝給了我寫作的才能，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更擅長口頭交流。然而，這個寫作計畫原本是要與喬治·馬龍（George Malone）共同完成的。我們花了一整天時間一起祈禱和計畫。但後來喬治感染了心臟病毒，在床上躺了三個月。他康復後對我說：“我想我不能完成我那一半的寫作了。”我向他坦白：“我已經把你那一半和我那一半都寫好了。”但我很感謝喬治帶我進入寫作事工。
顯然，我在此之後從未放棄新約中有關全體上帝子民共用事工、宣教使命和服侍的革命性教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和律師朋友彼得·摩根（Peter Mogan）開始在維真學院教授“平信徒事工的開發”課程時，我仍未放棄這個異象。這門課確實吸引了一些零散的學生。但在我們把課程改名為“職場事工”之前，這門課都未能走紅。我們當時也許已經下意識地感到，要打破將上帝的子民分割為神職人員和俗家信徒的隔閡極其困難，甚至幾乎不可能，但當上帝的子民從主日聚起來的教會中散去、而進入各自的職場這個分散的教會時，使他們全體得到提升就是可能的。我明白職場並不僅僅指商業，而是從家庭到醫院的各種工作場所。我不清楚我們是如何意識到要把重心從“人人在教會中都有份於事工”轉移到“人人在世界上都有份於事工”的。但我們確實轉移了重心。大衛·米勒（David Miller）指出了這一轉變。
在米勒對北美的“在職場上活出信仰”運動的歷史研究中，他得出了結論：“考慮到周日與週一之間的鴻溝以及教會與商業（職場）世界的疏遠，這場運動主要在教會及其常規活動以外的地方萌芽，這不足為奇。”[3]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這場運動在其北美背景下主要吸引受過大學教育的信徒，並在很大程度上繞過了技術工人和自給自足行業工人。我很高興能在這裡插一句：我的學生大衛·哈泰（David Hataj）是一名機械工，他繼承了父親的定制齒輪製造生意，不僅在《善工：藍領企業如何改變個人、社區和世界（Good Work: How Blue Collar Business Can Change Lives, Communities, and the World）》（Chicago: Moody，2020）中寫了關於他作為技術工人的經歷，而且現在還在全國範圍內擴大影響力，推行他的“美德工匠”計畫。但這有關基督裡的普通人的事工的真理從何而來呢？
平信徒神學運動的依據
新約
最重要的依據當然是聖經。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詳細研究這一點，尤其要從新約裡尋找依據。有人會問，為什麼不特別研究舊約呢？如果我們查驗一下初代基督徒社區誕生之後幾十年間教會發生的事情，就會發現聖職與俗家信徒的對立至少有三個具有說服力的來源。首先是早期教會的文化背景——當時社會盛行地方官——普通人的二分法。上帝的子民反復呼喊：“要立王治理我（們），像四圍的國一樣”（申17:14）。其次，彼時風行的敬虔樣式使聖禮受到高舉——尤其是聖餐禮和洗禮——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兩個聖禮被視為只有聖人（“可敬”的同義詞）才能施行的神聖奧秘。人們很少注意到，聖經完全沒有提到誰有資格主持這些聖禮。聖經所關注的是那些一起用餐的人之間的關係（林前 11：17-22，27-34）。第三，也是我在這裡要強調的：舊約中特別蒙召的先知、從十二支派中受特別揀選的祭司以及舊約中同樣受到特別呼召和膏抹的君王，延續為新約中的特殊角色——先知、祭司和君王。所有這一切意味著在這個問題上，教會的運作顯得仿佛基督尚未降臨、聖靈尚未澆灌在每個信徒身上，基督沒有開啟新造，並且天國尚未開始降臨一樣。[4]
與此相反，早期的英國浸信會認為，一個人的洗禮就是對其進入全職事奉的按立。人們為新受洗的人按手，任命他們進入事工。歷史學家喬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在回顧古代教會的習俗時指出：“對平信徒的‘按立’是通過洗禮及其輔助聖禮（後來在一定程度上被區分為堅信禮）來實現的。通過洗禮，慕道者被註冊為王室（和先知性的）祭司，因為以色列的君王和祭司也是通過按立被祝聖的。”[5] 顯然，人一旦受洗，就得到了為其他人施洗的資格。[6]
影響世界歷史的“俗家”基督徒
斯蒂芬·尼爾（Stephen Neill）和漢斯·魯迪·韋伯（Hans Reudi-Weber）在他們代表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撰寫的巨著《基督教歷史中的平信徒（The Layperson in Christian History）》（London: SCM Press, 1963）中，對未受按立者（雖然其實已經通過洗禮被按立）在教會和世界上的影響力做了出色的點評。他們指出，未受按立者在教會中傳道、趕鬼、傾聽懺悔、帶領敬拜並主持聖禮。在教會外，未受按立者從事戰略性的傳教活動，甚至對廢除英國奴隸貿易產生了影響。威廉斯在那本書中寫道：“俄利根本人就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神學家，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一直是教會教師隊伍中未受按立的成員。”[7] 事實上，尼爾和魯迪·韋伯所編輯的這部歷史的多位作者都追溯了未受按立者在西方世界、東正教世界、新興教會乃至拉美福音派教會中的非凡影響力。接下來，我們看一看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
新教（抗羅宗）宗教改革
新教宗教改革有兩大問題。[8]首先，它主要關注人如何得救（即因相信耶穌及其救贖工作得救，而不是靠自己的行為）。然而宗教改革在令人驚歎地重新發現了因信蒙恩稱義這一新約教義之餘，卻未能在此基礎上構建全新的教會論。新教宗教改革的第二個問題是它未能持久。它本該是對普通基督徒所固有的美好、尊嚴以及事工的持續性恢復。路德在這個問題上態度堅決：
“因此，我建議任何人都不要進入任何修道會或者聖職中去，事實上，我建議所有人拒絕這件事——除非此人已經清楚明白：修道士和聖職的工作無論看起來多麼神聖或者艱巨，在上帝眼中都與田間的普通勞動者或者為家事奔波的婦女沒有絲毫區別。”[9]
然而，和幾乎所有的革新運動一樣，除了一些足以被稱為“激進改革派”的團體之外，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偃旗息鼓。即便激進團體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焦點。在路德那被人們稱作“被遺忘的異象”中，他寫道：我們看到的需要，不僅僅只是拉丁語或者德語彌撒，更是一種促使人們在家裡和更小的團體裡聚集、彼此服侍、照顧窮人、一起傾聽和閱讀聖經、彼此勸勉管教並且表達聖愛的環境，正如基督徒在第一世紀的家庭教會中那樣。[10]遺憾的是，路德說自己找不到任何人來實現這個異象。路德去世時事業未競。但在他之後，包括清教徒在內的其他人接踵而至。
清教徒
英國清教徒是 16-17 世紀英國國教會中的一群異議分子。他們希望淨化教會中的羅馬天主教習俗，主張英國國教會應該更加歸正。在清教徒中，威廉·帕金斯（William Perkins）於 1626 年撰寫了《呼召論》。[11] 此書以平信徒為導向，注重上帝的全體子民，非常精彩。帕金斯有一套平信徒神學。他對普通基督徒“受上帝呼召”的經歷與福音傳道人領受呼召的經歷一視同仁。此外，他的神學不只以頭腦為導向，也以心靈為導向——他關注喚起深厚的個人靈性，從而塑造合乎基督徒身份的品格。因此，他談到了我們蒙召時的貪婪、嫉妒和急躁等問題。
例如，帕金斯將呼召（calling）或天職（vocation）定義為“上帝為了公眾利益而命定並強加給人的某種生活”（751C）——這與認為一個人今生的特定處境和條件來自命運或機遇的觀點（或“自己的職業生涯要靠自己創造”的現代觀念）截然不同。上帝是一切合法呼召的創始成終者。上帝通過制訂誡命來定下我們的呼召，然後借著這些呼召使我們每個人變得獨特。上帝可以直接呼召一個人，正如他呼召亞當並指定他去護理伊甸園（751B），也可以通過天使或其他人類間接地對某人發出呼召。帕金斯堅持認為，呼召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意義。他說，無論我們做什麼或說什麼，都必須以我們的呼召為根據。 “不在呼召範圍內做的事，就不是出於信，因為一個人必須先有上帝的某種擔保和話語使其明確自己受到呼召去做這件事或那件事，然後他才能憑著信心去做”（751C）。如果不在自己所受呼召範圍內行事，人就會“赤身裸體地遭受上帝的一切懲罰和災難”（751D）。帕金斯引用了參孫的例子，參孫失去了強大的力量，不是因為他的頭髮被剃光了，而是因為他違背了拿細耳人的誓言而在自己的呼召之外行事（752A）。[12]
帕金斯將上帝的呼召普遍化，使其觸及所有基督徒。我們蒙召的尊嚴與它表面上的重要性無關。“最卑微的呼召也不會減損工作的良美善。因為上帝看的不是工作的優劣，而是工人的心靈。正如我所說的那樣，牧羊人按自己的職分牧養羊群的行為，在上帝面前正如法官判刑、地方官做出仲裁或牧師佈道一樣，都是善工”（758A）。帕金斯堅持認為，我們必須以合乎基督徒身份的方式履行自己的使命。在公義的話題上，帕金斯列舉了許多在各種呼召之外的不義案例：醫生（沒有正確診斷就給人開藥方）、印刷商和書商（不應出售不雅和不正當的書籍）。“在商販的呼召之外，存在著虛假稱重、度量作假、重量摻假以及通過塗粉、上漿、吹氣、黑店、塗脂抹粉、抹平、撒謊、起假誓和各種不正當交易進行的欺詐行為。做擔保人的，有的為他人作保，但附帶的秘密條件是抽取他人十分之一收入，或從他人的生計中抽取其他利益。做地主的，有肆意斂取租金、亂收罰金的，也有把苛刻刁鑽條款附加進租約的”（771D）。
帕金斯最後說了這樣一句發人深省的話：“因此，在今生，當恩典的日子還在的時候，我們要預先算清我們自己的賬，直到我們的良心確信天堂的帳簿已經作廢，上帝滿足于將基督作為我們罪的補償。 做到了這一點，在末日審判時，我們就能在主面前交出好帳”（779D）。[13] 但“末日審判”也在另一位作者的著作中佔有重要地位。
馬克斯·韋伯與羅蘭·艾倫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成為了帕金斯之後平信徒神學運動的思想源泉之一，韋伯在書中將德國北部創業精神的提高歸因於當地人對加爾文主義的依賴，而德國南部則更多受天主教影響。他的發現之中包含了一個參半的真理——即那些人奮力追求自己在世界職場上的呼召，是有屬靈因素的，儘管韋伯的原話中用了不同的叫法。他寫道，如今，宗教改革已經關上了修道院的大門，但人們還是想證明自己受到了上帝的揀選（即證明自己已經真正得救並將上天堂）。因此，人們試圖通過獻身於他們在社會中的職場呼召來證明自己是受上帝揀選的。[14] 這或許有些道理，但加爾文主義確實教導：基督徒可以作為一個入世的人服侍上帝和鄰居。但是，除了韋伯之外，還有許多人探討了上帝全體子民在教會外的神學和實踐。
20 世紀初，宣教學家兼宣教士羅蘭·艾倫（Roland Allen）以超越時代的眼光寫下了《為志願擔任聖職的人正名》（The Case for the Voluntary Clergy）一書，[15]其書名拗口但內容出眾。他寫道，要像使徒保羅那樣，在宣教處境中從“神的子民中” 培養領袖，而不是把他們送到英國接受神學院培訓。在《宣教方法論：跟從聖保羅還是我們自己》（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2017年再版）一書以及他的其他著作，包括《聖靈的催促》（1983年）[16]和《教會拓展事工： 平信徒的祭司職分》（2017 年再版）[17]中，他以翻新的形式介紹了這一有關建立以職場養牧場的教會領導力的論點的大部分內容。 不過，這本一書難求的《正名》確實包含了大量附錄，這是他的再版作品所沒有的，艾倫在附錄中指出，歷史上大多數教會領袖都是以職場養牧場的。在這些附錄中，他引用了《使徒教規》和其他古代文獻，證明人們通常期望牧師同時活躍于兩個侍奉上帝的舞臺，一個是在教會中，另一個則是他們在世界上的工作。問題不在於牧師是否進過世上的職場——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而在於他是否能夠接受賦予他的職業，例如像地產管理人這份工作就意味著牧師要搬到遙遠的省份，從而遠離他蒙召去服侍的群體。當今世界上的大多數牧師很可能都是以職場養牧場的，就像亞居拉和百基拉，以及使徒保羅（在他的部分傳道生涯中）那樣。[18] 與此同時，羅馬天主教會也在進行革新。
教皇通諭與世界基督教協進會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前的各種教皇通諭成為了這次會議的前奏。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法國天主教神學家伊夫·康加爾（Yves Congar）的影響，做出了重大的“再發現”：耶穌所立的新約中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並不是指教皇（君王）、先知（主教）和祭司（教區牧師、修士和修女），而是指上帝的全體子民。然而，康加爾的立場仍然是要強化羅馬教會的等級制度。我每個月都會把梵二會議產生的期刊——全國平信徒中心發佈的《倡議》當業餘讀物閱讀，該期刊記錄了梵二會議對教會的持久影響——尤其是北美教會。
但就在伊夫·康加爾撰寫了《教會中的平信徒》[19]一書後不久，亨德里克·克萊默（Hendrik Kramer）為新教徒撰寫了《平信徒神學》[20]一書。儘管這本書的補償神學性質意味著它主要意在彌補教會內部的不平衡，但克萊默的著作仍然挑戰了聖職主義並試圖恢復在這種主義中失落的真理。[21] 然而，最終連世界基督教協進會也解散了平信徒部。回顧平信徒事工運動的歷史，漢斯·魯迪·韋伯（Hans Reudi-Weber）痛心地回顧其消亡史：
當我在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平信徒部工作時，我的感覺正如以下比喻：被一股小小的湧浪所推動，並乘著它前進。我只需要通過探訪、聚會和定期出版的《平信徒》雜誌，把這股浪潮的不同“乘客”聚集在一起，交流經驗和洞見。我們覺得自己是被聖靈的感動所推動——這種感受有時包含著嚴重的傲慢。後來，這股浪潮出現了減弱的跡象。它過於片面地掌握在知識階層的平信徒手中，因此，人們的注意力更多地轉向了婦女在教會和社會中的角色，以及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的基本社區等等群體。在很可能是最後一次的關於平信徒問題的跨宗派協商會議上（研究報告《基督給世界的一封信》，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出版社，1998年，日內瓦），與會者相當困惑，不再反映早期（往往受到誇大）的熱情。[22]
那麼，這是否表示平信徒事工運動已逐漸消亡？職場神學以及在工作中活出信仰運動是否已經取而代之？是，但也不是。
是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這樣，我自己多年來寫作出版工作的轉向就反映了這一點。[23] 但也不完全是，就目前而言，職場神學與事工運動正試圖向教會傳福音，讓上帝的子民和教會領袖相信，教會裡身處職場的成員正在做主的工作——他們在侍奉或服侍上帝和自己的鄰舍。[24] 這些平信徒也可以在教會的聚會生活中參與服事。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狀況：就其構成而言，上帝的子民其實全是聖職！
討論話題
討論伯利恒鋼鐵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威廉·迪爾（William Diehl）如下發表的評論。
在我將近三十年的職業生涯中，我的教會從未提起過要對我在工作中對他人的服事進行任何形式的問責。 我的教會從未提起過要提高我做傳道人的技能，也從未問過我在工作中是否需要任何支援。從來沒有人詢問過我必須面對哪些類型的倫理抉擇，也從來沒有人詢問過我是否努力向我的同事傳達信仰。我去過的教會之中，從沒有哪一間對在職場上擔起事工做過任何形式的公開肯定。簡而言之，我必須得出結論，我的教會對我是否或如何在日常工作中事奉沒有絲毫興趣。[25]
[1] 以下三章部分摘自《廢除聖俗之分：呼召、工作和服事The Abolition of the Laity: Vocation, Work and Ministry》（Paternoster，1999），再版為《主日之外的信仰The Other Six Days》（Eerdmans，1999）。 之後是另外兩卷——第二卷：“呼召、工作和服事”，以及第三卷：“心意轉向世人”，每一卷都有四章，其中一章是新寫的，另外三章是在原來的基礎上修改的。
[2] 摘自Hendrik Kraemer（亨德里克·克萊默）著A Theology of the Laity 《平信徒神學》(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8)，第25頁
[3] 大衛·W·米勒著《職場上的上帝：在職場上活出信仰運動的歷史和潛力（God at Work: The History and Promise of the Faith at Work Movement）》（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第10頁，本文作者歸納重點。
[4] 正如我們將在本書第二卷的“事工”一章中所看到的，現代教會在這一問題上基本上沿襲了加爾文的做法（一種未經教會代理的特別呼召將聖職與俗人分離開來），而不是像路德所堅持的原則——由教會代理呼召——即教會從全體蒙召的子民中選出一員人，代表他們並代替他們行使事奉和領導權。然而，路德堅持認為，保羅和彼得等使徒是直接從上帝那裡得到的非代理性呼召。從根本上說，教會在領導權方面屈服于文化壓力，在聖禮方面屈服於流行的敬虔樣式，在上帝的呼召方面屈服於《舊約》，正如我們在 “事工 “一章中所展示的那樣。《塵俗的廢去》第二卷：呼召、工作與事奉，第 4 章。
[5] 喬治·航次頓·威廉斯（George Huntston Williams）著, 《西元30-313年古教會史（ “The Ancient Church AD 30-313” ）》，收錄於 Stephen Charles Neill 及 Hans-Ruedi Weber著《基督教歷史中的平信徒（The Layman in Christian History）》 （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平信徒部的一個企劃）（London: SCM Press, 1963), 第31頁.
[6] “德爾圖良（卒於西元220年）認為洗禮這種‘按立’賦予受洗者去為他人施洗的資格。”援引自威廉斯著《古代教會》第31頁。
[7]威廉斯著《古代教會》 Williams, “The Ancient Church,” 第42頁
[8] 這一點將在第4章展開解釋。
[9] 馬丁·路德著《路德作品集》美國版，共55卷，佩利坎與雷曼編（聖路易斯與費城：Concordia and Fortress出版社，1955ff），36:78.
[10] 路德“被遺忘的異象”全文，見本書第3章註腳34。
[11] 所有引文均出自威廉·帕金斯所著《劍橋大學著名基督教聖職作品集》（倫敦：約翰·勒加特出版社，1626 年出版）中的章節。我在參考這一原始版本時，盡力保持了這份十七世紀文件的風格和措辭。
[12] 帕金斯具體描述了每個信徒都會得到的兩種呼召。首先是所有基督徒都會領受的普遍呼召。其次是特殊的或個人的呼召，即“執行某些特殊的職務，這是上帝在每個社會中區分人與人[原文如此]所產生的”（745D）。這包括管理人民的地方官、教導人民的牧師、帶來健康的醫生、管理家庭的一家之主、經商的商人。帕金斯抨擊僧侶們，認為他們通過齋戒和祈禱脫離社會而過上“無瑕疵”的生活。實際上，帕金斯堅持認為他們不參與社會生活是當受咒詛的（755D/756A）。
[13] 見我針對帕金斯理論的文章：“帶呼召的歸信：清教徒與嬰兒潮一代的假想對話”，收錄於 Crux, XXXVII (December 2001), No 4, 2-8.
[14] “創業精神的靈性與宗教淵源： 從馬克斯·韋伯到新商業精神”，《Crux》，第 XXXVI 卷，第 2 期（2000 年 6 月），第22-33頁；轉載於Stimulus: The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hristian Thought and Practice（刺激： 紐西蘭基督教思想與實踐雜誌）, Vol 9, Issue 1 (Feb 2001): 第2-11頁.
[15] 羅蘭·艾倫著《為志願擔任聖職的人正名The Case for the Voluntary Clergy》（Eyre and Spottiswoode出版社, 1930年）。
[16] Grand Rapids: Eerdmans，1983（急流城：伊爾德曼斯出版社，1983年出版）
[17]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17 （帕薩迪納：威廉克裡圖書館，2017年出版）
[18] 參考我有關“以職場養牧場”的文章，收錄於Robert Banks and R. Paul Stevens, eds., The Complete Book of Everyday Christianit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7), 1028-34. （羅伯特·班克斯與保羅·史蒂文斯編《日常中的基督信仰全書》， 唐納斯·格羅夫：校園出版社，1997年出版），1028-34頁。
[19] 伊夫·M·J·康加爾著《教會中的平信徒：平信徒神學的研究》，英文版由D·阿特沃特翻譯Yves M. J. Congar, Lay People in the Church: A Study for a Theology of the Laity, trans. D. Attwater (Westminster MD: Newman Press, 1957)
[20] 亨德里克·克萊默著《平信徒神學》Hendrik Kraemer, A Theology of the Lait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58).
[21] 見本書第4章註腳16：“構建平信徒神學”詳細解析了克萊默的著作的優缺點。
[22] 引自佚名著“平信徒運動”（倫敦：倫敦當代基督教研究所出版社）“Lay Movements” (London: Londo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nd).
[23] 《Liberating the Laity解放平信徒》（InterVarsity Press校園出版社，1985 ）；《The Equipper’s Guide to Every Member Ministry教會人人得裝備事工的裝備者指南》（校園出版社InterVarsity Press，1992 ，該書並不成功）；《饑渴慕義之心的操練》（哈樂德·肖Harold Shaw著，1993 ，最近作為《Seven Days of Faith每週七天都活出信仰》再版，其中有三章是關於工作的，Wipf & Stock出版社，2021 ）；《日常的基督信仰全書》（InterVarsity Press校園出版社，1997 ，與羅伯特·班克斯（Robert Banks）合編）；《廢除聖俗二分： 從聖經的角度看呼召、工作和事奉》（Paternoster出版社，在美國以更正面的書名《The Other Six Days主日之外的信仰》刊印（Eerdmans，1999 ）；《Down-to-Earth Spirituality腳踏實地的靈性》（InterVarsity Press校園出版社，2003 ，將呼召和工作從雅各的故事中突出）；《做上帝的工：職場神學的意義與動機》（Doing God’s Business: Meaning and Motivation for the Marketplace）：Eerdmans出版社，2006，最新版直接討論在工作中活出信仰運動）；《帶著靈魂去工作》（Eerdmans出版社，與Alvin Ung合著，2010）；《工作很重要：從聖經中得到的教訓》（Work Matters：Lessons from Scripture》（Eerdmans出版社，2012 ，雖然於 2011 年的初版為中文版，但最新版直接針對主流運動）；《創業的領導力》（InterVarsity Press校園出版社，2013 ，與理查·古森合著）；《變老有份量：找到你餘生的呼召》（Aging Matters：Finding Your Calling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Eerdmans，2016，直接針對退休問題）；《工裝裡的天國：職場與上帝的掌權》（The Kingdom of God in Working Clothes: The Marketplace and the Reign of God ，Wipf & Stock出版社，2022 ）；《永遠在祝福中工作：職場神學的樣式》（Working Blessedly Forever：: The Shape of Marketplace Theology（Wipf & Stock出版社，即將出版）；以及另外兩本多位作者合著的專著《市場神學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rketplace Theology）》和《職場神學的靈修（The Spirituality of Marketplace Theology）》。
[24] 請參閱湯姆-尼爾森（Tom Nelson）牧師撰寫的令人震驚的《前言》，他在其中談到了自己的 “教牧失當”，收錄於保羅-史蒂文斯（R. Paul Stevens）的《穿著工作服的神的國度：市場與神的統治》（俄勒岡州尤金：Wipf & Stock出版社，2022年），第vi-ix頁，請注意關於教會的章節，第152-61頁。
[25] 威廉·迪爾著《基督教與真實生活》William Diehl, Christianity and Real Lif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6), v-vi.